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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娱乐瓦伦西亚:文學大師巴金

日期:2007-08-16 18:04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4580次

 

(一)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04年,1岁,11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1909
年,6岁,在父亲李道河任所——四川广元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1911
年,8岁,辛亥革命爆发,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1914
年,11岁,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1917
年,14岁,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自是年起,巴金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1918
年,15岁,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1919
年,16岁,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1920
年,17岁,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这一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巴金参加了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1921
年,18岁,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署名,发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年,参加并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了《均社宣言》。从此,巴金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1922
年,19岁,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3
年,20岁,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1926
年,23岁,《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1927
年,24岁,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是年,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巴金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
年,25岁,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以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29
1933年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4
年底赴日本。193546日,住处被日本警方搜查,并被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14个小时。同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
    1936
10月初,巴金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
7月,抗战爆发,与茅盾编《呐喊》;后上海陷落,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1944
5月,在贵阳与相恋8年的萧珊(原名陈蕴珍,1917生,浙江宁波人)结婚。年届四十,巴金终于找到至爱。
    1946
年,43岁,8月到12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二)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49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
    1952
年,正是朝鲜战争时期,赴朝鲜战场实地访问8个月,写出了大量催人泪下的文章。电影《英雄儿女》,即是根据他此时采访写下的小说《团圆》(《团圆》最后写成于19617月;1963年,毛峰、武兆堤将其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改编的。
    1966
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
    1967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3
年,70岁,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1977
年,74岁的巴金恢复写作权利,于是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1979
年,76岁,四月,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赴巴黎访问,这是他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是年底,《随想录》(第一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这是巴金复出后最重要的文集,主张说真话,主张对文革进行反思,提出了作家的责任问题。
1981
年,78岁,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该馆筹备委员会于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1991
年,88岁,致信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学术研讨会,申明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1993
年,90岁,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1999
年,96岁,二月八日,春节期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
年,1125日,巴金的人生历程超越了一百岁的界线。

(三)巴金简介
    巴金走过了一个世纪。在这变幻的100年中,他有过成功的欢欣,有过屈辱的磨难,有过痛苦的忏悔,有过平静的安宁。巴金的人生,映照着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运。对巴金的祝:图湍,也是对上个世纪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怀念,是对我们的民族经历的百年风雨的记忆与思索。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巴金以《家》、《春》、《秋》等一批长篇作品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所著的《随想录》,更是以中国第一部敢说真话的作品而著称,被誉为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著作,标志着巴金的创作进入了巅峰。而这部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巴金不畏生死,率先直面自己,以无畏的勇气拷问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发出了人人想说,人人都觉得应该说但人人都没有勇气说的真实的声音,对文坛和社会的震憾,石破天惊。
   
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190411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于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修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该作品从19291月在《小说月报》以巴金署名连载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1928年冬,巴金回国后寓居上海,数年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首曲”——《家》,该作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又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 《神》、《鬼》。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1985年由他倡议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殊荣,成为中国文坛的泰斗。
   
届今,这位文坛老人已跃过百岁人生界线,成为古往今来、中外东西最年长、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坛作家。

(四)少年軼事
    巴金于190411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用他后来的话讲,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
   
但巴金与许多出身于华贵的人不同的,他在被唤作四少爷的同时,却最愿意与仆人们在一起,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各自的悲惨故事。
   
轿夫老周,即是那时巴金最常亲近的人。巴金常在马房里听他讲故事。那时在他们家的马房后,有一个轿夫们的厨房。他们做饭时,巴金就去帮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一块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钳子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地冒了起来。放下钳子,老周告诉巴金:你要记。喝艘倚,火要空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记者与巴金聊天,他很悲哀,说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现在又成为大家的包袱。记者安慰他,说他的那些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巴金却哀哀地说: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还不及老周的八个字。”——老周的八个字,就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可见,巴金不仅记住了这八个字,而且深深地把它们刻在心扉上,融化在血液中。
   
在富裕的环境里,小巴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巴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5岁那年,仁慈的母亲深深地责备了三哥,事情的起因只因为三哥打了丫头;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母亲交给了小巴金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拖砝,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五)筆名巴金的來歷
    巴金的本名,即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都是依字排下来的。
   
成年后的巴金,除巴金之外,还用过壬平、极乐、佩竿、黑浪等笔名。后来,巴金曾回忆说:

   
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字,以示纪念;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9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也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字上面加了一个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
,显而易见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学巴恩波;至于,不难见到其实指的就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继承并发挥P.J.蒲鲁东、M.A.巴枯宁的学说,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但巴金这一名字用得最多,也最为大家所熟知。从巴金这一笔名的来源,不难看出巴金本人对友谊的怀恋和对信仰的坚决。

(六)巴金和無政府主義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5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的愦忧耙彩。
   
这个故事足以表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也可看出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
   
巴金是15岁那一年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那时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七)真實的巴金
    晚年的巴金,曾经说长寿是一种惩罚。他不只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年纪太大了,对别人是负担,自己又不能工作,是一种在而不。婢兔挥幸庖辶。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心掏给作者,把作品拿出来跟大家交流,失去了这一切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生存实在是没有意思,何况又确实真是很痛苦。
   
巴金年轻的时候,为了创作,经常熬夜。有时编刊物的朋友们逼稿,刊物又不能延期,他就常常熬夜。巴金后来说:那时身体好,不怕熬夜。
   
一般的印象中,许多作家都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什么好的素材,就先抄下来。但巴金却没有这一习惯,他身边从来不带什么小笔记本,写小说之前也没有事先写提纲的习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家,例如茅盾,在写小说之前,都是要写提纲的)。
   
至于巴金写作时的状况,令后世感到最好玩的,是他夏天进行创作时的情景。80年代,他与姜德明在一次闲谈中曾说:

   
我年轻时很怕热。夏天,我喜欢打赤膊写作。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

   
巴金后来还回忆说:我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写作。火车上、轮船里、小旅馆的油灯下,临时主在的朋友的家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写。抗战期间,我随身带着一块墨,走到什么地方,找个小磁盘,倒上一点水,磨好墨就写。除了一枝笔,我是一无所有。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马绍弥是巴金的养子,母亲罗淑在生下绍弥20天后,得产褥热。恍沂攀懒。11岁那年,父亲马宗融又在贫病中逝世。马绍弥的父亲生前是复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料理完友人的丧事后,便把绍弥接回了自己家。从此,马绍弥成为巴金家中的一名成员。
   
小学毕业那年,马绍弥拿着学校发的履历表为难了。因为他不知道,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这些栏目中,该怎样填?回到家,绍弥将履历表交给巴金。巴金看了看,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下这行字:

   
李尧棠父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

   
写完后,巴金又关照了一句:你以后就这样填。
   
此时正是50年代初,巴金之名早已蜚声文坛,新中国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担任要职。但是,在巴金心中,他只不过是一名编辑,一个职员。

(八)愛國的巴金
    年轻时的巴金,尽管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巴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两部分。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金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但在每次答词中,巴金从来都不把荣誉归为自己,而是国家。在接受法国荣誉勋章时,巴金说:这次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1949
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巴金与叶圣陶先生相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相互注视着,不觉都热泪盈眶。原来,在此以前,在香港的叶圣陶误听别人传言,以为巴金去了台湾,非常着急。于是,便写信给在上海报界工作的黄裳,表示惋惜。黄裳把叶老的关心转告了巴金,巴金很感激。确实,曾有人劝巴金移居海外,但是巴金没有听。他觉得,既然人民拥护共产党,他就应该留下来,和人民在一起。
    “
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巴金经常这样说。1979年,巴金从文革的磨难中走出后,重访青年时代留学的巴黎。每天早晨,静静地坐在窗前椅子上,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上海的淮海路,北京的长安街,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九)巴金談文學
   
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灰换岫植恢厥,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巴金所坚持的,正是水滴石穿,潜移默化的文学观,他的激流三部曲是这样,《随想录》也是这样。

(十)巴金的晚年的兩個願望
    巴金晚年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文革博物馆。
    1985
年巴金即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觉得,很多的资料散失在私人手里,不能集中起来供研究者去研究,是一件很大的损失,他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能把我们国家那么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料放起来供人研究。他看到中国兴批判,批判以后这些文章就见不着了,这种博物馆性质的馆藏,它虽然不说话,但它在那儿摆着,后人就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发掘一些里边的内涵,能够更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如果还保存在私人手里,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全完了;如果在一个国家机构里就能得以保存。所以他特别希望有一个机构能把这些资料完整的、完好的保存下来。
   
现代文学馆的愿望,巴金已经实现了。现在对于他而言,还有一个,那就是修建文革博物馆。对此,巴金曾说:

   
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十一)《隨想錄》是部什麽樣的書?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随想录》。对巴金写作这部作品的背景,《巴金传记》是这样说的:

    “
《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1978121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17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因为第二天,1218日,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示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题目:过去的那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

   
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全书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思考。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个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主张:

   
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们无从预测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馆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会出现在地面上,但是,正如一些评论巴金的文章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另外,巴金也和他的养子马绍民说过,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最满意的是《随想录》。

(十二)巴金故事錢是用來買書的
    巴金大部分的藏书,现在都已捐出去了。但在原先,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都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

   
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一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9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6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

   
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十三)巴金是怎麽走上文學之路的
    巴金在怀念他大哥的那篇文章里,曾经很沉痛得说过这样一段话: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1923
年,巴金从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之后的19271月,巴金登上了远赴巴黎的航船,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当时的愿望是到法国学一门可以兴家立业的技艺。
   
然而到法国后,在无政府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各种思想毫无疑问地冲击着巴金那颗年青的心,同时,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也触击着他的心灵。
   
那时的巴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感情无法宣泄,无处倾吐。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让年青的巴金无法入眠,在接下来的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巴金用笔开始宣泄他的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苦与同情、希望和挣扎。于是,便有了《灭亡》。再之后便有了《家》及激流三部曲,遂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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